课程论的独立不仅有政策及教育实践的推动，还有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第一，课程研究的历史传统。我国课程论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是从1925年开始的(以余家菊在1925年正式发表《课程论》一文为标志)。①20世纪30年代的课程研究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课程理论，并且注重课程实验，为90年代课程论的重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遗产和传统。第二，西方课程研究的影响。美国学科结构运动宣布传统课程理论死亡，施瓦布等人跳出传统课程理论的框架，探索“以学校实践为本的课程开发”的新生之路，丰富的课程研究也由此涌现，并影响着国内课程理论的建构。第三，大批学者的努力。1989年以前，虽然课程只是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陈侠、吴也显等学者关注课程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为课程论的独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随着1989年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课程论著作的出版，我国课程论开始成为教育学学科群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一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陈侠著的《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另一本是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编著的《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此后我国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课程论著作，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完善课程论学科的自我构建，并引领课程实践的发展，是当时我国课程论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两大任务①,中国课程论的建设也离不开国外的理论引进。因此，理论建构、应用研究、理论引进成为1989—1997年课程论建设的三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