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陈大悲否认该剧将美人计的作用放置于整个国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重要性之上，但剧中高度强调了西施被授予的责任，而强调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西施的英雄业绩。将一名弱女子与救国图存的伟业紧密联系起来，本意是为了唤醒民众应有的民族责任感。然而从现实效果来看，对题材的这种处理并未如期起到宣传联合抗敌的作用。
与陈大悲的《西施》的巡回公演与广泛争鸣形成对比的是，同为西施题材戏剧作品，聂绀弩创作的短剧《范蠡与西施》存在的意义并非来自舞台。1941年3月，聂绀弩在桂林创作了短剧《范蠡与西施》，发表在4月出版的《野草》月刊2卷1、2期合刊上。该剧本于6月又被收入“野草文丛”再次出版。尽管一再出版，然而就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关于该剧的演出情况从未出现在当时的报刊记载中。从剧作文本来看，这部短剧的舞台性也明显弱于本文已分析的其他同题材作品。全剧只选取了作为夫妇的范蠡、西施相会的一个场景。大致内容是：西施向范蠡报告吴国的情况，范蠡向西施讲演灭吴计策；西施先是指责范蠡不该将自己送到吴国，后又被范蠡所陈述的谋略所倾倒。
作者写作的意图显然不在于创造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而在于通过文本直接表达政治批评。这一方面是受抗战全面爆发后戏剧成为宣传工具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作家鲜明的创作特征。聂绀弩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社会批评家，其主要成就并不在于戏剧创作，他擅长通过在文章中的嬉笑怒骂来表达政治见解。从聂绀弩的文学成就来看，其创作的神话历史题材小说别具一格。聂绀弩往往将自己关于时政的真知灼见融于随意点染的艺术虚构之中，显示出独特的创作个性。因此，对其创作的短剧《范蠡与西施》进行解读，应主要从主旨、内涵的层面展开，并且必须密切结合作者创作时的具体背景。聂绀弩在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创作主要围绕着两大主题：一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及其附庸势力的揭露与嘲讽；二是对封建伦理道德及全部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关于妇女地位问题，作者给予了极大的重视。1940年的4、5月间，聂绀弩赴桂林主编《力报》副刊《新垦地》，并利用此阵地针对“妇女回家”的论调发动了一场关于女权问题的论辩。在两个月内，他发表了自己和另外几十位作者写的七十万字左右的杂文，驳斥假道学家们阻挡妇女解放的种种谬论，并为这些文章的结集《女权论辩》作了《题记》。[11]联系这一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范蠡与西施》一剧至少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直接针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对女性解放问题所保持的关注。在剧本里，作为历史剧所应具备的历史真实成分被消解了，艺术价值的高下也不被顾及，而活跃于前台的是作者以戏剧为工具、以古人为傀儡对时政的针锋相对的讽刺与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