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日医生临死以前不久，奥勋太太去信告诉干女儿，要不寄一份委托书给奥勋先生，她应得的一份父亲的遗产势必完全落空。阿迦德不忍心为难哥哥。或许勃里杜体会到侵占的行为正合乎贝利的风俗习惯，或许这个清廉正直的男人在金钱方面和妻子一样高尚，一样满不在乎，所以也不听公证人罗甘的劝告。据罗甘的意思，勃里杜大可利用自己的地位，对于父亲剥夺女儿遗产的行为提起诉讼。
可见勃里杜夫妇俩都同意当时伊苏屯的处置。但罗甘的话叫司长不能不考虑到妻子的利益，觉得她已经吃了亏。这个品性高尚的男子想着自己身后老婆生活没有保障。他査了査账，发觉罗日老人给女儿的五万现款，从一七九三到一八〇五，已经被他们夫妇俩花掉三万，便把余下的二万买进公债，行市是四十法郎，阿迦德一年可以收两千法郎左右利息。
因此，勃里杜太太守寡以后有六千法郎一年收入，尽可体体面面过日子。她始终是个内地妇女，打算歇掉勃里杜的男当差，只留下厨娘，换一个公寓。但她的好朋友台戈安太太老是以舅母自居，卖掉家具，退掉屋子，搬来和阿迦德同住，把勃里杜旧时的书房改做卧室。两个寡妇拿收入合在一处，总共有一万二。这个办法似乎入情入理，再简单没有。但人生最要提防这些好象毫无问题的问题；对于非常的事故，谁都知道谨慎小心；所以象诉讼代理人，法官，医生，教士等等有经验的人，都把挺简单的事看得极重，旁人只觉得他们认真过分。不知古人就对处世之道留下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叫做鲜花之下要防毒蛇。糊涂虫倒了楣，往往对人对己辩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