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克利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利斯朵夫立场相同。克利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葛拉齐亚喜欢跟它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骑墙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倒反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他们要教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
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利斯朵夫白白的和葛拉齐亚提到他这批新朋友。她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她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得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醉心这个，一下子醉心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肯整个儿的舍身，不稍吝惜，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都遇到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