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是4月26日夜到的北大医院，这不太悬了！那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样的内情，但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只要准咳嗽下，马上被家庭中的另外两人内定为非典，并且不得在一米之内的距离接近。事实上全家人在一起生活，这种防范作用等于零，但必须这样做。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三口人轮流值班，组成家庭抗非战斗小组。妻子负责后勤保障，买菜做菜——别小看这，在当时这是最危险的任务，因为菜市场是唯一人多的地方，买菜被视为仅次子上医院的最艰巨工作。我的任务是收集有关SARS的知识——那时关于SARS的舟绍和防治SARS的知识铺天盖地，满世界都是，可似乎又一样用不上。每发现一种新的防治方法，我便会用电脑打印出来供全家学习。但后来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女儿和妻子干脆整天对薯电视学习。女儿还要复习功课，她是抗非小组的纪检书记，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检验全家抗非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我深深感到，自打亲身经历发烧过程后，女儿对SARS的警惕性比谁都高，是处在全天候的一级战备状态。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使找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