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理论上的悖论
何休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看作由“衰乱”而“升平”而“太平”的过程，这与人们根据传统直观到的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特别是以昭定哀三公时期当太平之世更是如此。《论语·季氏》记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又记载孔子评论鲁国说：“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371]孔子所描述的鲁国及他国的礼乐征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现象是客观事实。依照孔子的说法，春秋不是越来越太平，而是越来越乱。因此刘逢禄《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张三世例》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372]。何休自己也说：“《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公羊解诂·定公六年》）[373]这样就给人一种《春秋》直接与历史相违戾的印象。因此公羊学的此类言论被认为背离历史，成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也就是被认为是缺乏真实历史基础的奇谈怪论。我们认为，对于问题的观察不应该停留在这一点上，而应该对历史客观过程作进一步的分析，从而考察其中是否有在深层上与何休三世说相应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