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崔猷传》言：思政初赴景，大祖与书曰：“崔宣猷智略明赡，有应变之才。若有所疑，宜与量其可否。”思政初顿兵襄城，后欲于颍川为行台治所，遣使人魏仲奉启陈之，并致书于猷。猷复书曰：“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仲见大祖，具以启闻。大祖即遣仲还，令依猷之策。
思政重启，求与朝廷立约：“贼若水攻，乞一周为断；陆攻请三岁为期；限内有事，不烦赴援。过此以往，惟朝廷所裁。”大祖以思政既亲其事，兼复固请，遂许之。及颍川没，大祖深追悔焉。
案颍川之败，实败于无援。小敌之坚，大敌之禽，若终无援师，即据襄城何益？自侯景之败，思政即势成孤悬，不拔之还，即宜豫筹救援之策。赵贵之兵，纵云沮于水不得至，岂出他道牵掣之师，亦不能筹画邪？而当时绝不闻有是，是弃之也。岂思政为孝武腹心，宇文泰终不免于猜忌欤？亦可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