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
[18]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
[19]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
[21]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论创作》,董启,译,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第178页。
第十二章 审美文化 ——文化诗学建构的支点与方向
1999年,我在《江海学刊》上发表了《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认为“从文化视角中来考察和研究文学,这是一个独特的视角。这个视角的意义在于,它不是从文学的微观视角来考察研究文学,而是从宏观的文化视角来考察研究文学。不是从单一的学科来考察文学,而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考察文学”[1]。我至今仍坚持认为,要摆脱文学理论的危机,其路径就在于走“文学的综合性研究”[2]的道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变革与更新,我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文化诗学”,则正为文艺理论的蓬勃生机提供了可能。文化诗学不同于过去文艺理论单纯的概念玄辩、逻辑推演,而试图彻底摆脱这种认识论、本质论的陈旧模式,通过深入文学作品的内部研究其文化意义的载体,通过文学的文化样式与异文化之间的影响研究文学与语言、神话、政治、历史、哲学、伦理等文化形态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说,通过“文化”的中介或纽带,“文化—诗学”的互动互构,不仅超越了单一的学科视角,还从传统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割裂中跳出,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宽广、更具学理、也更为有机系统的阐释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