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我对琼斯的承诺这一事实似乎就是我按时还书的充分理由，在没有别的情况发生时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恰在此时，我家里有一个患了急病的亲人，我不能离他而去，这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仅凭要守信于人的社会习俗，就很难对行为作出明确的评价。我可能会为自己辩护道：“在通常情况下，我的确应当按时还书，但在我祖母需要我照看时我却做不到。有谁听说过只是为了还一本书，就可以置别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呢？”如果没有证据说明守信于人比照顾我祖母更为重要的话，那我就认为我有义务留下来照顾祖母。
既然这两种要求互相冲突，也就是说，当任何一种行为选择都难免会造成危害时，人们只能权量两害“选其轻”。诉诸单一的时下通行的原则——尽管它是某一行为之正当性的首要标准——也不能因此将之作为一种普遍标准而依赖之。如果这样做行不通，我们就只好退回到根据对行为后果的评估来作出选择了。这种不得已的做法不仅适用于多种“义务”发生冲突的情形，而且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一些情况，比如，我们的某些行为虽然不是道德原则所要求的，但却是某种现实需要所要求的，这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而且是正确地推论这一行为是我们“应当”去做的。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应当注意上述特殊情况同那些有道德原则可依的情况之间的差异。在前者，虽然我们可以说我们“应当”这样做，但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有“道德责任”这样做，即便这是我们的“义务”。由于缺乏相关的原则或“义务”，在此情形下我们只能诉诸结果。［2］